一、解放前的东北为什么有这么多土匪？

俗话说：山东出响马，东北出胡子。旧时期匪患四起，比比皆是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，比较有名的是湘西剿匪，新疆剿匪，东北剿匪，西南、西北剿匪等，三年时间一共剿灭了260万各类匪徒。

就拿东北来说，有史以来就多有记载，尤其清末民初以来，土匪更是层出不穷，屡灭屡生。据史载，13年（1924年），东三省制有土匪2.3万人，到1931年“”前，已发展到8.9万人之多。这绝非东北人性喜为匪，而是外敌欺凌、官宦贪占、天灾人祸的必然结果。

东北本是一块富庶宝地，物产丰富，土地肥沃。可在战争以后，洋人竞相用重炮利舰打开大门，割地索款，抢占租地。的清廷，除了俯首称诺外别无他策。于是，久已凯舰东北的俄日等帝国便放开手脚，大兴刀兵，从1894年到1904年，短短10年之间，就发生甲午中日战争、庚子之变以及日俄之间的不义之战等三次大的战乱，东北大部分地区屡遭战火洗劫。

在几度兵灾过后，社会动荡，地方糜烂，田园荒芜，民不民不聊生。凡侵略军所过之地，粮食庄家皆被收缴，用作军粮，无家可归、流离失所的难民达几十万人之多，可谓千里烽烟，哀鸿遍野。于是，无路可投的饥民铤而走险，聚众上山，揭起绿林旗号。战乱之后，大批散兵游勇流落于社会间，这些人称霸一方，由兵变匪，这又成为土匪的

一大来源。

清末民初，正是政治舞台动荡迭变，世局机醒之际。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，以辛亥革命为丧钟而告正寝，北京朝纲由北洋权贵及其派系下来的各系军阀轮番执掌，今天甲乙联合反丙，明天乙丙串通倒甲，政治舞台乌烟燎气，各地方官亦如走马灯一般来去匆匆，只是谁都忘不了大刮一番地皮。国家支离破碎，民众苟延残喘。

初期，张作霖乘乱逐渐控制了东三省，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，却又不甘寂寞，蓄意问鼎中原，称霸北方。于是几度出关用兵，而这大量军费开支转嫁到头上，致使财政拮据，物价飞涨。张作霖手下的各级官吏又乘机贪占侵吞，兼并土地，中饱私囊。

张作霖自己就是东北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。仅在通辽一县之地，他和吴俊升、鲍贵卿、孙烈臣等人就霸占有上千顷土地。此外，他还在内蒙、北镇、黑山、营口、大高坎、连山湾等地都占有大量田产。东北在频频战乱之中还要承受军阀的盘剥和压榨，只好卖妻鬻（yu，第四声）子、典屋当物，无计生存者便怀着一腔愤上了梁山。在土匪中流传的一首歌谣：“上等人们该我钱，中等人们莫管闲，下等人们快来吧，跟我上山去过年！”

1920年，北方五省的罕见早灾，给战乱中的民众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，山东，山西、河南、河北一带的大批难民流入东北，指望到关东寻口饭吃，岂知关东的饭饭亦并非好端。这样，生活无望、进退两难者便落草为寇，充填了土匪的队伍。

年间，吉林省穆棱县山区活跃着一股绺子，头目报号“双龙”。此人姓李，山东人氏，15岁闯关东搁了浅，便投身绺子当上小匪，3年后被拥戴当了头目。后来，在他的运作下，所在的绺子逐渐发展起来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支大股。在东北土匪中，像双龙这样由关内人起局树旗号的为数不少，如后来投身的著名将领王德林，就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吉林，拉起绺子吃了绿林饭。又如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的部将“老双胜”，也是闯关东不久便落草为匪，后来都成了英雄。其他如“宫”、“哥”、“老占东”，都是关内人逃难流落东北的。

二、主匪队伍五花八门，形形，其人员组成却不外乎是以下三类：

一类是逼上梁山的穷苦首姓，其中有破产农民，手工业者、城市贫民，有的是受尽官宦富豪欺辱，不满现状的下层人士。这些人出身下层，遭遇坎坷，对官宦和富人怀有刻骨仇恨，而且人数众多，构成土匪队伍的主体。这些人上梁山，大多是为寻活路，别无他图。所以除少数强悍者充当首领外，多是摇旗呐喊的角色，只为能吃上一口饱饭。虽无大恶，但也做过少危害乡邻的事情。

另一类是行侠仗义的侠客义士。这些人往往有一些家产私业，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，性格豪爽，喜好交友，遇有不平之事，常据理力争，甚至拔刀相助，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，招来官司。还有人性格倔强，不肯趋炎附势，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计和害，义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，然后沦入绿林。

据《老残回忆录》中记载，甲午战争后，辽宁省牛庄有个姓范的恶霸强抢佃户白老头之女菊花，毒打，供之驱使，引起当地义土赵志刚的愤慨。赵志刚趁夜逾墙潜入范宅，杀死范恶霸，救出菊花，然后聚集贫苦壮丁数十人揭起绿林旗号，专门杀富济贫，反抗朝廷，受到民众拥戴。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，参加反清斗争，最后壮烈牺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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